麦肯锡公司：华强森，倪以理，成政珉，林桂莲，梁敦临，乐诚铎，Sven Smit，王培希

  跨国公司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0年，他们的在华总资产和总销售额均超过3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20%。他们在华的直接雇员达到1200万人，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3%，支付的工资较全国中等水准高出40%。跨国公司将会继续占了重要地位。但中国市场特有的风险也在积聚——其中一些源自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还有一些则源于中国的人口结构、金融状况和国际地位。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面临的利弊共存问题愈发显著。

  中国仍为跨国企业来提供重要机遇（图1）。首先，庞大的规模确保了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中国目前占全球GDP的18%，与整个欧盟相当，仅次于美国的24%。在不同的情景下，未来10年，中国的实际GDP可能保持每年2%至5%的增速。即便按照2%的增速计算，仅2021至2030年的增量GDP就将超过印度2021年的GDP总量。如果能达到5%，在此期间的中国增量GDP就将与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2021 年的GDP总和相当。由此可见，中国仍是许多跨国公司不容忽视的市场。在汽车、奢侈品和工业设施等行业，中国市场已占到全球总收入的25%至40%。因此，中国市场对这一些行业的跨国公司而言是尤其重要的。

  此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使得中国本就十分庞大的花钱的那群人进一步扩容，由此提振生物制药、保健品和娱乐等诸多行业的需求。如今，中国约有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2030年将达到71%，2050年达到80%。这样的城镇化速度将帮助更多人口跻身中产阶级行列。2020年，中国有55座城市的人均GDP超过12,695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制定的高收入门槛），对应的人口比例达到27%。依照我们的分析，到2030年，迈入高收入门槛的中国城市将超过90座，对应人口比例达到40%至50%。

  中国为服务于亚洲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来提供了着迷的机会。中国与区域贸易伙伴的关系非常牢固；例如，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对东盟的贸易贡献也从2010年的12%上升到2021年的20%。反之亦然：东盟也已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为中国贡献的贸易份额从2010年的10%上升到2022年的15%。

  由此可见，慢慢的变成了全球最大区域经济体的亚太地区，其内部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2000至2021 年，亚太地区的区域内商品贸易份额从54%增长到59%。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区域内商品贸易份额却从53%下降到51%。同期，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贸易中涉及中国的比例从18%增长到29%。

  跨国公司评估在华机会时，可能也会注意到中国正成为全世界创新领导者之一。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数字经济，特别是在面向消费者的领域，现在则转而加强在人工智能（AI）和其他“深度科技”领域的实力。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研发阶段取得了显著进步：2021年，中国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人工智能相关论文达到6万篇——位居全球第一，遥遥领先美国的2.6万篇和英国的9,000篇。

  有迹象显示，中国也是商业化阶段的领导者：根据我们的分析，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独角兽中（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有公司），中国企业目前占到全球总估值的51%，较2016年的19%大幅增长。在先进网络和太空技术等其他高精尖技术领域，中国同样表现得非常活跃。在麦肯锡评出的当今最重要的14项技术趋势中，中国已通过国家指导或规划（如“十四五规划”）将11项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重点，另外3项确定为行业层面的战略重点。

  中国的气候转型将给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机遇。2021年，中国宣布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巨额投资。世界银行的模型显示，要达到2060年的目标，中国仅在电力和交通领域就需要额外投资约14万亿美元。在电力、工业、农业、交通和建筑等关键的高碳行业，跨国公司显然也有机会参与脱碳业务。

  最后，中国还提炼了许多对生产电动汽车电池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天然石墨（中国提炼的石墨占全球总供应量的100%）、锂（70%）和钴（68%）。根据麦肯锡的测算，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原件生产国，占2021年全球总产能的74%。中国还生产了超过80%的太阳能面板和相关原件。这都蕴含着巨大商业机遇，尽管这种高度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状也蕴含着风险。

  尽管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不缺机遇，但他们也开始意识到风险，而其中一些是中国市场所特有的（图2）。在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年度调查中，将中国列入三大重点投资市场的美国跨国公司，已经从2010年的77% 减少到2022年的45%。在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中，同期将中国列入三大重点投资市场的欧盟跨国公司比例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将中国列为头号重点的比例却从30%下滑到23%。

  其中的一大风险在于，随着中国影响力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其视作竞争对手。欧洲议会在2021 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表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外交政策参与者，正在发挥慢慢的变大的全球作用，这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技术方面对欧盟构成严重挑战。”202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称作“唯一一个既有意愿，又日益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相关风险在于，公众对中国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在一项定期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询问发达国家/地区的受访者：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有好感”（favorable）还是“无好感” (unfavorable)? 2021年共有17个地区参与调查，其中15个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回答“无好感”——较2010年大幅提高，当时共有21个地区参与调查，其中只有5个有超过一半受访者回答“无好感”。这种日益负面的情绪可能会给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带来麻烦。

  跨国公司可能在中国面临的第三类风险与科技有关——具体来说，监管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扰乱跨国公司在科技领域的活动。尽管中国国内正在加大研究和制造领域的投资，但部分科技价值链仍然依赖进口，这些领域尤其容易受到破坏。半导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设备进口国，当年的进口额从2015年的130亿美元增加到410亿美元19。但在2022年10月，美国宣布新的对华高端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这些变化会对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带来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在全世界新兴经济体中位居首位。截止2022年，中国人口结构可能已经达到了三大 “高峰”。其中每一个都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首先，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至64岁）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这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劳动力挑战。随后，中国又在2016年迎来了0至4岁儿童人口的高峰；这一数字已经从那一年的9,100万降至2022年的6,700万。因此，生产儿童产品的跨国公司不得不降低对纯销量的依赖。中国的总人口可能也已经在2022年达到了峰值，从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抚养比（14岁及以下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可能会从2021年的45%增加到2050年的71%，与日本目前的水平相当22。某些行业的需求将受到影响；例如，医疗保健支出可能增加，而老龄化人口不太迫切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可能降低。

  在华跨国公司还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在某一年可能因为洪涝灾害而损失的全球资本存量中，整个亚洲就有可能占到75%以上。2020年，中国的气候风险暴露地区因为极端湿热天气损失了4%的户外劳动时间，2030年的比例或将达到7%，2050年或将达到9%，对企业的生产力和运营产生影响。202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1961年以来首次持续时间超过62天的热浪，引发干旱。在水电依赖度超过80%的四川省，由此引发的电力短缺导致该省大多数城市的工业企业暂时关闭。

  中国经济也蕴含风险。2022年9月，中国债务占GDP的比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74%。2007年时，这一数字还只有145%。2007至2017年期间，中国的债务增长大部分来自公司债，在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尤其显著。但自2017年以来，中国开始出台各种措施以降低企业杠杆率，政府和家庭借款成为债务的主要增长来源。如此高的债务会产生沉重的偿债成本，令整体经济增长承压。

  部分债务来自房地产行业，所以该行业的参与者面临的风险更为具体。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房地产价值快速增长，经济发展也依赖于持续上涨的房价。如果房地产价值下跌，会导致该行业的债务持有者资不抵债。此外，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无法满足中国监管者为降低房地产行业风险而划定的“三道红线”。事实上，违反全部“三道红线%。

  当跨国公司审视当今的中国时，在看到重大机遇的同时，也无法忽视复杂且不断积聚的风险。下一章将会着眼跨国公司最近在中国的表现、他们在当地面临的竞争以及监管扮演的角色。

  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面临着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使其在未来续写成功历史的能力面临质疑。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华跨国公司中的“业绩突出者”的业绩反而更加亮眼，“业绩落后者”的表现却每况愈下，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在每个行业，他们都在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上挑战跨国公司。而且跨国公司可能还需要适应新的政策环境。

  为了研究不同跨国公司自疫情爆发以来的业绩表现，我们研究了披露在华收入的“财富500强”企业，并根据他们在2010至2021年间的收入增速将其分成3类：“业绩突出者”的增速在我们的样本中高于第75百分位；“业绩中等者”的增速位于第25至第75百分位之间；“业绩落后者”的增速低于第25百分位。

  我们的分析显示，“业绩突出者”自疫情开始后的业绩蒸蒸日上，“业绩落后者”则每况愈下。在2010至2019年，“业绩突出者”的收入每年增长16%，“业绩中等者”每年增长5%，“业绩落后者”则每年萎缩3%（图3）。随后，疫情爆发，跨国公司的韧性和适应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在2019至2021年，“业绩突出者”的收入增速 仍在加快（每年增长20%），“业绩中等者”每年增长8%，“业绩落后者”则每年萎缩5%。

  我们对“业绩突出者”的观察显示，他们的规模往往更大，2021年的平均收入达到99亿美元，高于“业绩 中等者”的80亿美元和“业绩落后者”的37亿美元。在“业绩突出者”中占比最高的行业是制药（24%）和科技（20%）。而且“业绩突出者”通常是美国或欧洲公司（76%）。“业绩落后者”通常是亚洲企业（38%）， 汽车和零售行业在其中占比极高。

  过去15年，中国本土企业增长迅猛，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跨国公司的相对比重有所降低。2005 年，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的比例达到58%，创下至少自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这是因为他们将中国视作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本土企业满足的全球需求越来越多，到2021年，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的比例降至34%。2006至2020年，跨国公司占在华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从16%下滑到10%——尽管从绝对值来看，其收入依然从9,240亿美元大幅增至32,730亿美元——占在华企业总利润的比例也从16%下滑到14%。简而言之，跨国公司虽然增长迅猛，但增速却远不及本土竞争对手。

  在与创新相关的投资领域，本土企业也在快速追赶，比如研发支出增速就快于跨国公司。许多中国企业并未披露研发支出，但我们找到了规模最大的136家（按市值计算）在2021年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并将他们与129家同样在2021年披露研发支出的“财富500强”外企进行比较（图4）。

  2017至2021年，本土企业的研发支出增长速度达到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支出增速的3倍多。此外，在麦肯锡2021年对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研发高管进行的调查中，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产品开发环境和能力至少已经可以比肩全球一流产品开发中心，或者有望在5年内比肩。由于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速达到跨国公司的3倍，即便是在跨国公司目前拥有技术优势的行业，他们也有可能面临来自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

  中国科技公司增长尤其迅速。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中国科技公司（在各领域提供软件和硬件产品及服务的公司）占沪深两市总市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19%增长到2022年第三季度的27%。2018年，香港证券交易所开始允许尚未创收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截至2021年12月，共有48家此类公司合计融资140亿美元，其中47家为中国本土企业，还有23家计划在2022年上市。这些信号表明，本土科技创新的价值获得了公众认可。诚然，中国科技价值链与全球科技价值链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很高；也就是说，中国仍需借助来自国外核心技术的流入（如知识产权和半导体）才能生产科技产品。但本土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本土消费者也越来越偏爱国产品牌。例如，在2013年，46%的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智能手机（前20大手机品牌）来自国产品牌；2021年上升到64%。中国消费者选择本土品牌，主要是出于对其品质和创新的认可，而不仅仅是因为低价和民族自豪感。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境内的竞争。但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他们中越来越多也参与到区域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在2021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中，34%来自三大中国品牌，较2015年的18%大幅提升。同样在2021年，中国企业在印度和非洲分别拿下76%和超过60%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在2021年 全球十大太阳能面板供应商中，有8家来自中国。2022年全球十大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中，有6家来自中国。中国还是2021年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出口国：2021年向海外出口50万辆电动汽车，其中23万辆出口到欧洲。

  由于某些行业的国内市场增速放缓，而一些企业也在其他地区谋求增长，所以这一趋势必将持续下去。鉴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退出中国市场可能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创新能力。事实上，有些企业反而会将在中国市场积累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地区，借此加强自己的全球化能力。

  跨国公司所处的环境也在因为监管政策而发生变化。在收入分配、可持续发展和科技等方面，中国政府的监管力度比以往有所加强，而谋求在华发展的跨国公司必须予以关注和适应。

  “共同富裕”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方针，其目标是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状。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令各阶层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但富裕阶层享受的增幅更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基尼系 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08年达到了0.49的峰值。（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这一数字目前仍然位居高位，超过美国的0.38和欧盟的0.30。中国还会在“共同富裕”的方针指导下出台哪些政策?目前仍然有待观察，但部分政策可能会鼓励企业参与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华跨国公司需要适应这一状况，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中国政府也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加强监管力度。中国宣布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其中包含了针对能源、交通和建筑等行业制定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计划中又包含了排放检查和评估等具体措施。承诺降低碳排放的中国企业仍然很少——仅占所有承诺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的公司的4%。这就让跨国公司有机会从全世界引入知识和最佳实践，塑造中国的碳排放模式。

  中国最近出台或调整了一系列与科技和创新有关的法律。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旨在建立一套数据分类分级保护系统，对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传输进行管理。同样于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规范了个人信息保护行为。另外一项重要趋势是，中国正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完善整体知识产权制度。随着中国持续采取相关措施，跨国公司更有潜力将知识产权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国内创造新的知识产权。

  最后，中国在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限对外资的限制性措施（包括限制或禁止投资）已经从2015年的93条，减少到2021年的31条。2020年，中国取消了证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他们在国内建立全资子公司，2022年又在乘用车制造行业采取了相同措施。此外，中国还允许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且在2019年9月之后不在设置金额要求。这些持续不断的改革都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的能力。

  上文介绍了影响大多数行业的监管领域，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还有许多针对特定行业的监管政策。例如， 无论是多年来几经调整的“国产”定义（被归入这一类别的产品才有资格被部分公立医院招标选中），还是最近的带量采购（在这一制度下，出价最低的药品或医疗器械获得可观销量），都对医疗技术行业产生了影响。同样，药典标准的变化也对疫苗生产商产生了影响。

  尽管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但如果应对得当，便会获得显著的增长，所以许多跨国公司都明白，现在是时候重新调整在华战略了。可是，究竟应该如何调整呢?

  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需要重构在华战略。他们可采取的战略定位也非常广泛，包括继续加大在华投资、逐步向其他地区转移投资、或彻底退出中国市场。在做出选择时，应着重考虑两项因素。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4种行动方案确定在华战略定位：重申在华承诺、有选择地加速发展、部署多元化战略、减持在华业务股份。在选择行动方案时，他们应当针对其中蕴含的机遇和风险提出一些关键问题， 思考在华业务如何影响他们在投资者心目中的估值，以及其他相关方如何看待他们的立场。

  机遇。 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市场在我们的行业占据多大份额?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在中国的收入、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增长目标是什么? 相对于我们更广泛的业务触角，我们是否预计在华业务能取得超额业绩，因而在未来增加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 从为我们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是研发中心、销售市场，还是供应来源? 我们的市值体现了对中国市场怎样的业绩预期?

  风险。 我们愿意在中国承担多大风险? 我们将在中国面临哪种类型的风险? 这些风险如何影响我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财务和运营状况? 我们应当如何管理公众和投资者对我们在华业务的看法?

  第一种行动方案是重申在华承诺——大力巩固在华优势，并在必要时加大资本投资。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这种方案都很值得考虑：中国在某个行业的全球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该行业的风险相对较低；公司拥有竞争优势。汽车行业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在该行业占据31%的全球需求。许多汽车厂商都在重申在华投资承诺。例如，特斯拉2019年就完成了上海的工厂建设，后来又追加约1.7亿美元扩大产能。

  第二种行动方案是有选择地加速发展，重点关注在中国更具前景的领域，并收缩其他领域。例如， 为了把握威士忌在中国的消费增长机遇，帝亚吉欧（Diageo）于2021年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和一家麦芽威士忌酒厂。

  第三，部分跨国公司正在部署多元化战略——通过将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国家/地区来精简中国的业务。这种方案通常适用于风险相对较高的行业。消费电子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在该行业占据24%的全球需求。例如，苹果公司（Apple）就在2022年开始要求其供应商加大印度和越南的生产比重。

  最后，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减持在华业务股份，着重发展其他地区。当中国市场规模不大时，或者当企业市场份额萎缩且没有明确的挽救措施时，企业就有可能选择这种方案。例如，某全球化零售商就将中国业务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一家中国电子商务公司。美赞臣（Mead Johnson）也在2021年将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业务出售给春华资本。有的时候，减持股份意味着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许多跨国公司，尤其是选择前两种方案的跨国公司，都在思考通过加强本土化程度来管理在华业务风险。但无论怎样加强，他们的本土化程度都很难超过本土企业。另外，跨国公司应当谨防丢失全球化身份带来的优势。尽管去全球化的说法甚嚣尘上，但世界依然紧密相连。事实上，越是相互依存，韧性就越强。

  在跨国公司努力管理风险的过程中，他们将在以下6个领域面临一系列选择。他们可以将这些领域的决策转化成更好的运营和治理模式，帮助其全球董事会和中国领导层就战略和方向达成一致。还可以为赋予中国业务的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自由，在不牺牲对总部责任感的情况下加快工作速度。

  企业或许会选择在中国国内融资。例如，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2019年就通过其亚太子公司百威亚太（Budweiser APAC）在香港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50亿美元。2016年，当百胜集团（Yum!Brands）剥离百胜中国（Yum China）时，有两家中国公司向这家新公司投资4.6亿美元。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业绩突出者”往往能有效地利用中国国内的融资渠道。

  此外，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也可以利用全球资本为在华业务提供资金，并对中国子公司保持更牢固的控制。在金融服务和汽车等获得政策许可的行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是从中国合资伙伴手中购买股份，高盛（Goldman Sachs）和宝马（BMW）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另一种方式是出售股权，为商业化计划提供融资。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许多方案来管理和部署供应链，包括部署“in China, for China”战略（在中国生产用于在中国的销售），为中国和临近市场建立区域供应链，以及维护一条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全球供应链。本土供应链可以提高效率、敏捷性、稳定性和端到端测试能力，而且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时，可以缩短响应时间。2018年，巴斯夫（BASF）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在湛江建设一体化基地，计划于2030年建成。2022年9月，首套装置正式投产。

  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可以帮助企业动态配置资源，并遵守多样化的监管要求。此外，将供应链本土化并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会增加风险，而建立区域化或全球化属性更强的供应链则有助于加强跨国公司的韧性，这一点在疫情期间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2021年，英特尔投资4.75亿美元在越南建设了组装和生产设施。2022年11月的一项供应链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日本制造企业表示，他们计划降低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

  跨国公司在创新方面同样面临许多选择。他们可以在中国大举投资建设研发能力，主要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可以利用中国的研发能力来服务全球市场；还可以在不大举投资中国研发部门的情况下，挖掘中国市场的机遇。

  建立本土研发中心可以贴近本土市场需求，近距离分析消费者偏好。这些研发中心会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产品，加快产品上市速度。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该公司通过合资公司开发了GSEV（Global Small Electric Vehicle）平台。使用该平台生产的五菱宏光MINIEV已经成为中国的畅销车型。

  其他企业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并开发出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的创新。这些中心还确保了知识在整个世界的流动，使在华分支机构能参与全球研发工作。例如，在2019年，阿斯利康（AstraZeneca）组建了一个1,000人的中国研发团队，支持参与创新药的全球研发工作。

  跨国公司的品牌选择包括：对品牌和分销渠道进行本土化改造（如专为中国设计的电子商务应用程序）；在本土化的同时，保持一致的全球品牌故事和与其他国家/地区相似的分销渠道；保持全球品牌形象和大部分传统分销渠道。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偏爱国产品牌。根据麦肯锡的调查，49%的中国消费者认为国产品牌相较于国外品 牌“品质更好”；只有23%的消费者持相反意见。有鉴于此，一些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与中国客户产生共鸣的本土品牌形象来加强自身的存在感。例如，欧莱雅（L’Oréal）收购了国产美妆品牌美即控股，以丰富在 华品牌组合，触达新的中国客户。

  “业绩突出者”通常既能适应中国消费者对本土产品日益明显的偏爱，但又不会抛弃自己的全球故事。古驰（Gucci）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在2022年发布了老虎主题服装和配饰，庆祝中国的虎年。这类公司通常会使用数字渠道和精准营销，并采用当地文化元素，许多优质品牌还会利用数字广告和品牌大使与全球品牌形象保持一致。

  跨国公司的人才选择包括：开发本土化人才管道并招聘本土人才担任最关键的职位，吸引来自中国和海外的领导者，或者将关键职位留给国际高管。为中国管理者赋予多大的权力，下放给他们多大的财务责任和灵活决策权，也是跨国公司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人才库正在不断扩大和改善，本土化属性也在不断增强。在2021年的调查中，超过31%的中国海外留学生计划在取得学位后立刻回国，2015年的这一比例仅为13%。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010 年的800万增长到2021年的1,200万。到2030年，在经合组织（OECD）和G20国家/地区拥有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学位的STEM大学毕业生中，中国占比将达到37%，高于印度（27%）和美国（4%）。

  为了争夺最优秀的本土人才，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可以投入资源来挖掘和培养这些人才。例如，霍尼韦尔（Honeywell）决定不再将英语水平作为入职要求，并采用中文进行面试，这样就能招募本土人才， 留住那些表现优异但在英语能力上有所欠缺的员工，提升销售效率。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需要保证高素质的全球人才能够继续流入中国。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企业的宝贵资源。长期以来，跨国公司一直通过轮岗项目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就能确保全球人才与本土人才之间的交流，并将全球最佳实践引入中国。但在疫情爆发后，随着旅行限制增多，这种模式越来越难以开展。

  多部中国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都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数据存储和技术基础设施。“业绩突出者”在遵守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和全球数据安全要求方面表现得非常灵活。对于 正在思考本土化程度的跨国公司而言，还要将成本因素纳入考虑：在华设立新的系统需要投入资金。

  企业可以选择多种方式来权衡取舍。例如，苹果公司为遵守中国的监管规定而将在华客户数据迁移到贵州的数据中心。西门子（Siemens）在中国的工业物联网领域与中国运营商展开合作，同时将一般企业软件和其他运营数据保存在国际运营商提供的云存储服务中。与本土数字企业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跨国公司升级传统价值链，加快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或者在更多平台上为客户提供产品。

  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挑战：如何在控制新风险的同时把握重大机遇? 通过重构这6个领域，便可为解决这一要务打开突破口，并在中国挖掘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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